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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友善空間到友善城市

 

早在1960年代珍雅各(註1)各就對於美國城市的諸多問題提出嚴厲的指責,她所指出的問題,至今仍然存在我們的城市中。她認為都市規劃與設計走向垂直化、郊區化,將會腐蝕社區生活,指出當都市建築規劃隨著人口增加、工商發展,揚棄傳統社區街道及建築的型態,改以高樓大廈代之,將會失去傳統社區生活的價值,人際間疏離感增加、隱匿性加大、冷漠感加深、治安死角增加、非正式控制減弱,導致嚴重的治安問題。
在講究經濟發展、交通建設的城市治理者眼中,珍雅各的意見不過是「路人的嘮叨」,一直到城市真的出了嚴重的問題,商業區沒落、街道治安惡化、都市更新失敗,人們開始注意到,原來,問題不是出在城市,而是出在我們規劃城市的態度。
相較於珍雅各生前念念不忘的美國城市,台灣的城市的「體質」比較好,不過,不要以為這些問題都是過去的歷史,就在不久前,我們身處的城市中,政府將活力無窮的市場拆除改建,移到地下或是關在玻璃屋中導致市場的蕭條;為了紓解交通建造纜車,卻帶來更多的交通擁塞;明知天橋與地下道對於輪椅使用者很不方便,不思考提高平面穿越道路的安全性,卻花天價蓋電梯。
2007年在台北舉辦的大規模同志遊行,是一個自由城市的重要指標,但是住在城市裏的人真的能夠開放心胸,友善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嗎?說到這裡,不妨先從一個指標性的議題開始,在公共空間很容易看到的「不同」的人--身心障礙者,透過他們使用城市的經驗來切入這個主題。
「友善空間」的發展
 1950年代,當時人們開始注意身心障礙者使用空間不方便的問題時,在日本歐洲美國相繼發展出「無障礙環境」(barrier free)的概念以及相關法令,成為進步社會的重要指標,台灣跟上這個腳步晚了數十年。
將「友善空間」當作無障礙環境改造的指標性概念,最早出現在2002年出版的「友善空間」一書中。(註2)教育部有計畫改善全國各級學校的無障礙設施,以便讓身心有障礙的學生可以順利就讀,當時的一般用詞是「無障礙設施」,但是這個概念其實是從管理者的角度來思考,好像環境本來沒問題,只因為有「特殊」的使用者感到不方便,所以需要增加一些設施來避免障礙。如果從人人生而平等的角度來看,每個人使用空間的權力應該是一樣的,空間如果不能滿足的需求,就是一個「不友善」的空間。
空間不好使用,是這個空間提供者或是管理者的錯,使用者絕對可以理直氣壯的要求。試想如果你去朋友家,他的房子有兩層樓卻沒有樓梯,不能怪你不會飛或是不會爬牆,問題出在朋友的空間不友善,並不是因為你有障礙。
基於此,當我參與這個計畫時,提議將「無障礙環境」用「友善空間」取代,也將相關透過參與式工作坊的方式創造友善空間的方法整理出版。當時伊甸基金會也在推廣「友善城市」的概念,是基於創造一個人人都可以通行無阻無障礙環境的理念。
後來這個概念較常出現在「如何創造同志的友善空間」的討論,基本上是在講一個對於個人沒有歧視的社會性的支持環境,這樣的環境至今仍然是很不容易達成的目標,畢竟,改善實質的硬體設施、去除環境的障礙比較容易,要改變人的認知與態度、去除內心的障礙比較困難。
漸漸地,友善空間的廣義解釋不再限定在身心障礙者的使用設施,捷運車站劃定給夜歸婦女等車、加裝監視器的的月台,大眾運輸工具的車廂中禮讓給老弱婦孺的座位等,也都可以稱為友善空間。
然而,真正的友善空間不是這些設施或是特定的空間,一個好的環境不需要過度標示哪些設施是給特別需求的人使用,應該是透過「通用化設計」以及「社會教育」的做法來創造一個大部分人都可以自在使用的環境,以降低「標籤化」的效果。就以捷運車廂的「博愛座」來說,如果每個乘客都懂得禮讓不宜久站的乘客,不必到處設置特定的位置;再比如,有些行動方便的駕駛,卻開著領有身障手冊的車子佔用身障者專用停車位,這些都不是硬體的問題。那麼,由政府強力介入如何?
政府的介入不是萬靈丹
一個環境如果要對所有的人都友善,並無法透過政府強力的管制來達成。
Oscar Newman 1972根據觀察紐約市犯罪情形提出「防禦空間」的概念來防治犯罪,不過,在八○年代九○年代初紐約的犯罪仍然達到高峰,大家都以為這個城市沒有希望了,1994-2001年擔任紐約市長的朱利安尼採用一個叫做「破窗理論」的觀點,在犯罪發生前先行強力的預防,對於有可能產生犯罪行為的對象,嚴加監視甚至逮捕拘留。
破窗理論是1969年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所做的一個非常驚人的實驗。他在車來人往的舊金山道路上擺了一輛車,車子雖然擺在路上,但都沒有人去管它,過了一週之後,這輛車還是一樣完好如初,接著這位心理學家把這輛車的一扇窗戶打破,等他離開之後四小時,整輛車子被破壞的只剩下一個輪胎而已。(註3
換句話說,街道一但有人在牆上塗鴉而沒有人出面制止,表示這個社區的鄰里守望相助能力脆弱,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塗鴉對於意圖犯罪的人卻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訊息。根據破窗理的推導,論結變成「強力制止逮捕塗鴉者」,甚至連背包中有已拆封的噴漆都違法。更有甚者,穿著波西米亞風格,看似「邋遢」的人(尤其是非洲裔或是中美洲裔)在街上行走很容易引起警察的關心,如果在街上慢跑,很可能被當成搶匪而遭逮捕。
這種高度警戒事先預防,類似與電影「關鍵報告」的做法,對於中產階級白人來說,的確重新創造一個安全、令人愉快的紐約市,就像另一部電影「電子情書」中的街道情境一般。
然而,這樣的城市對長相穿著不符合中產階級的刻板印象的市民來說,在街上走卻是很危險的,想像一下,你不過下樓去公園慢跑卻被抓到警察局關了24小時。更不用說在公園睡覺的街友,早就不堪其擾推著超市的車子搬到其他城市去了。
政府強力介入,公共治安很好的城市真的比較友善嗎?當我們的街道充滿了監視器,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註4)中的「老大哥」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你還能感覺很自在嗎?這樣的城市還能算友善嗎?
友善的城市來自美麗舒適的社區
我們的憲法保障人身的自由,以前警察動輒逮捕「奇裝異服」、「男扮女裝」的路人,還會通知記者來拍照,當前社會對於人權比較重視,每個人可以在社會尺度接受範圍內,透過言論與穿著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是一個友善城市基本的條件。
然而,如果沒有自覺,我們的環境設計很容易以大部分使用者的需求為導向。從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將大部分的資源用在大多數的對象上,是看似合理的思考,但是從公平與正義的角度來看,卻是錯誤的。
更多的錯誤卻發生在基本價值的不同、成見、或是輕忽的態度,比如說,一條白天很美麗的林蔭大道,夜間照明被大樹遮住造成夜歸婦女人身危險;公園、廣場為了空間的「層次感」設計高高低低的階梯,讓肢障者通行過程痛苦不堪;長途客運下車站安排警察臨檢,長相有個性的美術系教授優先被盤查等等。
真正友善的城市,不是烏托邦,而是有點像「理運大同篇」所談的境界,不論是「無障礙」、「破窗理論」、或是台灣推動十幾年的「社區營造」,「永續城市」、「健康城市」、「安全城市」等等,追求的目標都是在創造一個美麗舒適的社會,  而這樣的社會不是依賴政府,而是依賴社會力的實踐。
空間的無障礙也是這幾年來靠著相關團體的奔走,形成政策的壓力,我們的環境如今才逐漸的可以讓所有人通行無阻。等到台灣的老年人口比例逐漸提高,這個壓力將會越大,不論政府以及商業機制勢必要回應這樣的需求。
再以治安來說,犯罪者來自社區,但是治安不好社區的人卻老是怪警察,要怪的應該是造成犯罪的社會;更多的監視器、守望相助隊也許可以提高破案率,卻無法有效防止犯罪的發生,社區應該做的事情應該是透過各種類型的社區活動以及各層面的關懷系統來預防犯的發生。
不過,大部分人還是很容易忽略自己的權益,比如說,當每個人都抱怨城市的空氣不好、塞車問題嚴重,而市政府只有「國際無車日」封街做樣子;不思索如何創造單車騎士的良好路權,只會恐嚇要取締沒裝車燈沒戴安全帽的騎士,市民如果只能繼續忍耐就不算有力的社會。
唯有透過社會力的串聯,在各個議題上的推動,從根本的價值觀的轉變,從一個追求「國民收入所得」以及「經濟成長率」的價值,轉移到「幸福感」提升的追求為核心,才有機會。舉例來說,當一個國家犧牲環境幫助經濟成長,也許經濟成長達到5%,但是因此而破壞的環境與國民身體健康卻要花10%的成本來回復,兩者相減之下,得到的卻是長期的消耗,更不用說目前地球暖化效應也是人類無止盡的慾望造成的傷害。
友善城市不是一個口號,從檢視自己的生活方式,關心自己的社區開始。
1:珍雅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2007年吳鄭重譯,台北市:聯經。
2:鄭晃二《友善空間》2002,台北市:田園城市。
3:鄭晃二編《城意市象》2007,台北市:田園城市。
4:喬治歐威爾1984》1991年董樂山譯,台北市: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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